小人之禍往往十分巨大，因為小人往往是不擇手段，見利忘義之徒。但小人要產生禍害要依賴於一個昏庸的君主。而君子之禍往往為大家所忽略，其實君子之禍大於小人。因為君子是道德模範，他們能贏得大多數人的支持，他們的道德情操可以說是無懈可擊。即使賢明的君主也會畏懼他們的言論。他們對自己的行為的正確性毫不懷疑，他們絕不會對意見不同的人進行任何形式的妥協。當然這在大家眼裡君子是不會禍害國家的，那我們來看一下君子是如何在國家最危險的時候把國家推上無可挽救，病入膏肓的地步吧。
北宋到了神宗的時候，財政出現了重大的危機，政府飽受冗官，冗兵之苦，已經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神宗啟用王安石，一場轟轟烈烈的變法開始了。王安石的新法在理論上是十分完美的，甚至超出了當時一般的理解。但在執行新法過程中，一些官吏為了政績，將變法內容就行了扭曲，從而一些百姓飽受其苦。這本是吏治方面的問題。但一些君子就沉不住氣了，要為民請命，痛說新法之禍。而其中以司馬光為代表。新法的目的是富國，而在孔子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司馬光覺得王安石是在於民逐利。司馬光在給王安石的一封信中：“使彼誠君子，則不能言利，彼誠小人，則困民財是盡。 ”司馬光認為自己是為了百姓請命，絕對沒有任何私心，而新法的弊端是實實在在存在的，自己是君子，那王安石不就是小人嗎？ “夫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猶冰炭之不可同器而處也。故君子得位則斥小人，小人得勢則排君子，此自然之理也。”
司馬光在道德文章是無懈可擊的，學識也是無與倫比的，他具有廣大的號召力，大批對新法不滿的士大夫圍在他周圍，形成了一股政治勢力即時舊黨。他們把王安石的”新黨“通通排斥為小人。這樣亂貼標籤的做法，只能導致情緒化的激爭，本來只是方法不同，現在一方自許為”君子“，那麼另一方又怎會甘心淪為“小人”王安石變法的持續時間雖然不算太短，但由於新舊兩黨的積怨太深，使得兩派中人都變得意氣用事，有許多方面完全超出了政治範圍而成為個人的恩怨之爭。
新舊兩黨數十年的黨爭，給北宋帶來了毀滅性的打擊，每一次法律的變動，國家就傷一份元氣。而宋朝也就喪失了最後一次圖強的機會了。王夫之在其讀史名著《宋論》一書中無不感慨的說過：“朋黨之興，始於君子，而終不勝於小人，害及宗社生民，不亡而不息。 ”就這樣由於深受孔子的“君子”的觀念的影響，一群君子徹底地把國家推向了毀滅。生命如自助餐厅，要吃什么菜自己选择。
再看一下明朝的君子是怎樣把國家推入萬劫不復的境地吧。明朝在大家心目中應是君主大多昏庸而臣子無大惡吧。明朝後期財政緊張，民變四起，而對清作戰連連失敗。明朝可以說是南北兩線作戰，兵力物力嚴重不足。常常顧此失彼，每當明朝將要對農民起義的鎮壓取得決定性勝利，後金就開始發動攻擊。明軍只能放棄成果，回師對付清軍。可以說這時“攘外必先安內”是十分必須的，只有和清軍暫時達成和談，集中精力撲滅國內農民起義。崇禎派兵部尚書陳新甲秘密與清進行談判，不料此時洩露，滿朝大臣是慷慨陳詞，認為絕對不能議和。議和就是走南宋老路，就會形成南北朝的格局，就是對王朝的奇恥大辱。這些君子說的真是讓人在道德上無法反駁，而誰敢公然藐視道德呢？崇禎逼迫無奈，只好殺了陳新甲。從此和談再無希望，明朝在兩線作戰中節節敗退，最後走向了滅亡。也許和談並不能讓清喪失滅明之心，但這樣至少可以贏得休整的時間，集中對付起義軍。那些君子在明朝滅亡後有的自殺殉國，有的投降了大順政權。不管這些君子是否是真的君子，但他們都打著道德旗號，不顧現實的情況，一味的去追求所謂的大義，國家的榮辱，最後把自己的國家送上了末路。
孔子的君子和小人觀念可以說依然深深的影響著現在的民眾。在大多數人看來與君子相對的就是小人。一個人在一定的時間內損害了人民的利益，他就是小人，而與他結交的也是小人。小人和君子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其實以一時一地的表現和純從觀念出發的思想來判斷某個人絕對的好或絕對的壞，這明顯是不足取的。君子與小人的劃分也是極度不科學的，有時只不過是觀念和方法不同。自南宋以來凡是議和的均是小人，均是投降派，簽不平等條約則是不折不扣的漢奸。人們已經習慣了用道德的眼光去評判政治，要求政治，影響政治。但有時時勢和道德是相矛盾的，政治畢竟不是道德，政治需要妥協。現在輿論的功能越來越大了，但是如果民眾還僅僅以君子的眼光來看問題，那對國家可能是一件極為危險的事。我們這個年代已經習慣了用道德的利劍去砍傷別人，習慣了全民暴怒，這應該說是一種進步，但過分的民族主義，盲目的愛國主義也會對國家造成莫大的傷害。希望大家拒絕君子情結。美容 | 賽車 | 搬屋服務 | 辦公室傢俬 | 心理輔導 | 減肥餐 | 化妝 | 迷你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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